这个论断既是一个理论创新，也是对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公众对正义诉求的一个客观描述。

从我国宪法的变迁轨迹来看，这种变迁也是人们对宪法及其政治实践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并逐步反映到修宪实践的过程。从实务层面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社会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经验不断丰富，因此要求对宪法作出相应的修改，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且各方面提出来要求写进宪法的内容确实很多，例如个体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和国家政策问题，治国基本方略的转变问题等。

例如，1999年修宪时，人们提出一些重要的修宪建议，包括建议在宪法中增加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等，但修宪机关认为条件不成熟，就未予采纳。总之，由于当地公安机关顶不住压力，使得符合党的群众路线，也符合当今行政民主潮流、鼓励市民参与交通安全管理的此项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的创新举措，表现为行政指导行为和行政奖励行为的新举措，在广州就此夭折了，还落下朝令夕改、不讲诚信的负面评价，个中教训深刻﹙幸而此类创新举措在西安、湖州等许多地方至今仍在认真推行并取得积极成效﹚。对浙江这件事，我个人的看法是：浙江省人事厅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偏差和错误。1988年以来形成的惯例是采用修正案方式和相应程序对宪法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可见，不知晓现行宪法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变化，就很难正确实施宪法、推进法治。

这是在当今中国语境下具有政治正确性的基本判断[8]。我国现行宪法第2条第3款对此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59] 但达寿的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他充其量只能证明一般意义上的君主制在中国历史上的根源，而无法比照穗积式的国体概念，建构出类似所谓万世一系天皇制的那种近乎政治神学的观念体系，以证立满清王朝统治的永久正当性。

[60]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一、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1页以下。民国时期著名宪法学家张知本就曾在其1933年初版的《宪法论》一书中声明只认国家有政体之分类，而不认为有国体及政体之两种分类，在他看来，君主国与共和国之区别，是由于国家最高机关组织之情形不同而生，乃系一种政治形态，即属于政体之差异，不过为各种政治形态中细分而已。[81] 同年，日本政府发表了澄清国体的声明，并在其主导下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统编了一本有关国体的读本——《国体之本义》，作为强制性国民教育的教科书。  四、国体概念的现代演变：中日之间的反差 自1911年与1915年日中两国先后各自发生了一场所谓的国体争论之后，国体概念就进入了一个更为波折的现代演变期，[80] 其最终结果是在日中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

[22] 横田耕一「天皇の存在意義―国民主権と天皇（２）」樋口陽一編『講座憲法学（２）主権と国際社会』日本評論社（東京） 1994年 二三七ページ。1915年，中国政论界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国体之争。

针对这类主张，梁启超公开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名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古德诺、杨度等人的观点予以尖锐的批判，认为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 主张国体不可轻变，并指出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如今中国应在坚持现行国体的前提下改良政体。[98] 可参见萧延中：《论梁启超对早年毛泽东的影响》，《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1946年，在盟军司令部主导下制定的日本新宪法确立了法美式的国民主权原理，在序言第一段中明确宣明主权存于国民，其第1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以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其地位乃基于主权之所在的日本国民之公意。至1935年，身为军人的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等人抨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是反国体的叛逆学说，由此掀起了一场机关说排击运动，其结果是美浓部的多部著作受到发行禁止处分，其本人也迫于压力而辞去贵族院议员之职。

第二个层面则是一种具体化的、特定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亦相当于毛泽东上述的国家体制这个概念。また川口晓弘「憲法学と国体論―国体論者美濃部達吉―」『史学雑誌』（東京大学史学会）第１０８編第７号（１９９９年）。[③] 参见陈玮芬：《天命与国体：近代日本孔教论者的天命说》，张宝三、杨儒宾编：《日本汉学研究初探》，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第75页。[35]此后，这个具有形式性的分类法一直被众多的政治思想家和公法学者所接受，[36]德国近代的国法学[37]就吸收了上述这些分类学说，但将其主要理解为是有关Staatsform的分类，而此概念本意为国家形态，即国家在形式意义上的组织形态。

毛泽东有关国体的学说正集中地体现于这一点。我国现行宪法上的国体条款就暗含着国家统合原理的特定内容，而其规范性内涵本身又蕴含着一种继续形成与自我演进的内在机理，这既潜藏着中国宪政发展的内在动力，也预示着其未来发展的应有方向。

统治权在君主之手中者，谓之君主国体，统治权在人民之手者，谓之民主国体。其变迁的最终结果，也标志着从日本移植而来的国体概念进一步在中国宪政史上打下深刻的烙印，并促成了民初时期主流国体观的确立，而后者实际上仍然是以达寿为代表所引进的穗积式的国体学说。

[43] 时至当今，穗积八束的这种国体宪法学因其明显的保守性而在日本学界备受针砭。[79] 但由于受到历史机遇的限制，君主立宪主义在清末民初屡遭挫败，最终连梁启超也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努力。本文尝试运用宪法学、政治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并力图贯通中日两国自近代到当代的宪法学说史，通过往返透视宏阔的时空结构，追溯国体这一具有标本意义的法政概念所经历的跨国交叉往复移植的历程，考辩其内涵结构的嬗变演化，探究其在中日两国各个不同时期盛衰兴亡的宪法规范基础以及社会历史背景，藉此管窥立宪主义在亚洲国家得以继受和发展的曲折轨迹，以期理解中国立宪主义长期所直面的历史课题，并为展望其未来应有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种理论上的视角。高力克：《梁启超的公民民族主义及其困境》，《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3期。在该文中，梁启超指出：国家者，则最高最大之团体，而具有人格者也，[66] 由各个机关进行意思表达和行为，从而构成行使统治权的有机整体，其中君主也、大统领也、国务大臣也、一切行政司法大小官吏也、国会也、行选举权之公民也，皆国家之机关也。[96] 然而，在传统马列主义国家论中，实际上主要只存在两个层面有关国家的阶级性质的概念：第一个层面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的本质，这个概念是类似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概念，主要认为，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行强力的工具。

而诚如当今学者所言，他有关国体概念的定义，实际上还是涉及了国家主权的归属问题，即归属于哪一个阶级的问题，[99] 为此仍然立足于中国国体概念史的历史语境。当然，毛泽东不仅选择了将马列主义在中国加以本土化的叙述立场，而且其所提出的见解与中国以往的国体学说也保持了一定的继承性。

国内学者王天华在《国家法人说的兴衰及其法学遗产》一文中，细致地梳理了国家法人说在德、日的兴衰发展史，其中也述及耶利内克的国家法人说。[⑥] 《汉书?成帝纪第十》，[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76] 参见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饮冰室合集》（之八、专集之三十三），第85页以下。新中国历部宪法的第一条虽然在规范性语句上存在着微妙差异，但都根据毛泽东有关国体的学说将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加以实定化。

当然，这一意涵只是我国宪法国体条款所, 蕴含的初始含义。而所谓政体者，不过立宪与专制之分耳。其时，他之所以特意指出：近时论及国体之事者，多以国体一语作为纯然法律上之观念，普遍在相当于德语Staatsform的意义上使用之，原因也在于此。[28]古川純「日本国憲法前史」樋口陽一『講座憲法学（１）憲法と憲法学』日本評論社（東京） １９９５年 八十一ページ以下参照。

[19] 但作为明治宪法的主要设计者，伊藤博文首先考虑的还是确定国家之基轴，就此，他明智地选择了天皇皇统，并将其作为在欧洲文化的上千年历史中起到‘基轴作用的基督教的‘精神替代物，[20] 即作为一种以‘国体之名而被称谓的非宗教性质的宗教，[21] 其目的无非就是力图通过这一国家之基轴来实现臣民的统合。[60] 但在此阶段，梁所理解的国体概念具有多岐性，总体上尚不得真义。

[43] 长尾龙一即据此指出穗积八束的国体概念具有日本性质和西欧性质的双义性。[101]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11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第57页。

当时诸多参加该场争论论者的文章，可参见隺唳生编辑：《最近国体风云录》， 1915年9月刊行，出版者不详，国家图书馆藏。国体之异，则在行使国家主权之机关，有单复专共之异耳。

当然，清末民初的部分国体论者似乎也意识到了通过国体概念去建构国家统合原理的历史课题，只不过正如达寿曾经的努力并没有成功那样，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下实难塑造国体概念的政治神学内涵，为此一度只能寄望于通过制度化的立宪君主制去解决上述的历史课题。参见柴松霞：《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四正五官，国之体也一句，[④] 其中的国之体乃指君臣父子五行之官，具有类似于国家组成要素的含义。反观中国，清末民初君主立宪运动的反复挫败以及传统帝制的最终覆灭，使得如何重新统合国家的课题成为悬而未决的历史课题，但除了梁启超等国体论者之外，很少人强烈意识到建构国家统合原理的重大意义。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就正式采用了这个体例，同样设第一章《总纲》，其中第1条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尽管如此，自清末开始被移植以来，国体还是被赋予了某种较之于政体的绝对重要性和不可轻变性，乃至一种神圣不可侵犯性。

穂積八束前掲書『憲法大意』本文一ページ以下参照。[13] 会泽的这种国体论可谓用心良苦，旨在以全民自发性的服从来取代当权者强制性的支配，以期归民志于一，实现国家力量的统一。

参见《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页。[36] 这个说法可参见：田上稂治編『体系憲法辞典』製林書院新社（東京）１９６８年 三十三ページ「国体と政体」に関する説明文。